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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政策对彩民购彩行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来源:   时间:

秦其文

怀化学院经济系

 

摘要:近年来,随着彩票经济的迅猛发展,彩票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彩票的经济效应、彩市的政府监管也就成为彩票业发展的热点问题。从福彩政策这一角度,运用博弈论,通过对福彩政策的社会总福利分析、福彩政策的公平与效率分析,可探讨福彩政策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政府应从制度层面对彩民的购彩行为实施合理引导。

关键词:福利彩票;福彩政策;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544(2009)05-0092-05

 

 

我国彩票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垄断了彩票的发行,因此学术界对政府的管理体制讨论最为激烈。有学者从公共品自愿供给这一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也有学者纯粹从管理的角度指出了当前政府对彩票业进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大多数学者看到的是彩票的集资功能,为社会福利事业增添后盾乃至带动了经济的全面发展。更有学者为筹得最多的社会福利基金而建立了关于彩票的数学模型。诚然,这些都无可厚非,更有实证性的数据为这些论调立论。但是,对于彩票今后的健康发展,其存在的诸多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在福利彩票是否真正改进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这一点上,许多学者只是在应用西方的“福利理论”来进行逻辑推导,从而得出结论。但是这些结论是否符合现实尚缺乏实证性分析研究。换句话说,许多学者没有从我国彩票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研究福彩的社会福利增进问题。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逐步完善过程中,国情有其特殊性,彩票业的国际经验也值得借鉴,但不能奉行“拿来主义”的原则。我国所倡导的是舍己为人的奉献主义价值观,这与市场经济的利己观是相冲突的。对于我国彩民来说,购彩的动机很单纯———发财致富,而政府倡导购彩是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那么,从彩票业所属公共事业领域这一角度看,作为公共政策制订者的政府应该协调好这种冲突。就目前政府福彩政策而言,并未形成良好的机制来引导彩民购彩从而缓解这种冲突。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对彩民实施消费引导,一则把彩民购彩视为消费未免对彩民的购彩行为认识有失偏颇,二则他们也未能就实施消费引导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福彩政策产生与发展概述

1.试验起步阶段的福彩政策。这一时期,福彩的发行方式主要采取即开型福利彩票销售方式,返奖率普遍偏低,后来逐渐有所调升(从首次发行时的35%1990年调整后的50%),返奖形式以实物返还为主(例如把奖品设置为小汽车、彩电等商品)。由于福彩是初浮水面,人们对它还不能完全接受,再加上奖品并非中奖者实际所需,因而人们对福彩的兴趣较低。

2.规范管理阶段的福彩政策。这一时期,福彩的发行方式主要采取大规模集中销售(大奖组)的销售方式,返奖率整体高于前一阶段,返奖形式或以实物返还或以现金返还。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的及时整顿,福彩事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人们的热情被调动起来,对福利彩票逐渐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3.蓬勃发展阶段的福彩政策。这一时期,福彩不仅发行方式多样,而且玩法丰富,更能吸引公众的关注。发行方式主要有:电脑网络系统(离线和在线系统)、电话系统(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网络系统)、邮售、网点销售,禁止利用因特网发行销售彩票。其中,电脑彩票还有许多玩法:双色球、3D、刮刮乐、七乐彩等多种类型。返奖形式为现金返还,这就使得公众的热情大大提高,福彩市场“洪流”四溢,呈现一派繁荣。

 

二、对彩票实质的再认识:彩民与政府的博弈

从某种意义上说,彩票只是一种工具,它应用于政府和公众参与的博弈游戏中。在这个博弈当中,政府和公众都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它们分别是政府的发行和不发行策略与公众的购买和不购买策略。首先,我们假定政府和公众都是理性人,且公众是以集体行动决策参与到这个博弈中来的,市场中不存在私彩,那么他们的最终得益可用表1来表示。

我们来考察这一博弈的结果。对政府来说,若公众选择购买策略,他应选择发行策略;若公众选择不购买策略,他选择发行与不发行策略的效果都一样。而对公众来说,若政府选择发行策略,他应选择购买策略;若政府选择不发行策略,他选择购买与不购买策略的效果都一样。显然,这个博弈存在一个占优均衡,其对应的占优策略为:发行、购买。

事实上,市场中总是存在私彩的。现在我们取消上面假定的“市场中不存在私彩”这一条件,再来看政府与公众博弈的最终得益,如表2所示。这时,从博弈的收益矩阵可以看出,对政府来说,无论公众如何选择,其都有一个占优策略:发行;而对公众来说,无论政府如何选择,其得益都是一样的,即不存在占优策略,因而这个博弈不存在占优均衡。但这个博弈却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发行、购买和发行、不购买。其实,私彩的返奖率要比50%高出很多,因而更能吸引公众的参与,但扰乱了彩票市场秩序。从公众的集体行动逻辑看,所有公众作出一致行动的决策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福彩政策就必须形成合理的彩民购彩引导机制,以期公众决策的最优化。

 

三、福彩政策对彩民购彩的影响

1.福彩政策的社会总福利增进对彩民购彩的影响。彩票业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只是国民财富集中后在不同所有者间的转移,有学者将其称为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这里的“财富集中”并非“财富积累”,它是一个非财富创造的过程。正如资本集中不是资本积累一样,两者同是资本的积聚,但前者不包含任何形式的增殖资本,而后者却是资本增殖的结果。但是,发行福利彩票而获得的社会财富是在哪些群体之间实现转移的,而这种转移是否就增加了社会福利水平。据中国彩票网对彩民的一项调查统计显示:彩民主要来自低收入群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相反,高收入者以及高素质者很少参与到购彩中来。低收入群体主要包括:一般职员、下岗工人、在校学生和农民以及老、残、孤、困等。而福利彩票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为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服务的社会福利事业。不难看出,这一社会财富的转移是在低收入群体间完成的。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个人随其收入的增加单位收入的效用是减少的。因此,把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低收入者手里,前者的效用损失小于后者的效用增量,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就提高了,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然而,福利彩票的发行收入主要来自低收入群体,而非高收入群体。且福利彩票所支持的公益福利事业只是间接地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效用水平。

2.福彩政策的公平与效率对彩民购彩的影响。这里所讨论的公平并非指彩民参与抽彩时的机会公平。有学者认为,福利彩票给了彩民一个以小博大而获得财富的机会,在福彩市场上无论贫富贵贱都可以参与进来。笔者认为,如果撇开福利彩票这一政府公共政策和政策效率来谈公平问题,对于社会福利事业是毫无意义的。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还不是很合理,农业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从事农业的人口最多,再加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造成的下岗职工,使得社会的弱势群体增加。另外,社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保障体系,他们并没有更多地享受到政府赋予他们的社会福利。因此,福彩并未提高这一群体的总效用水平,只是为其中的一小部分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增加了福利,故对整个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其次,众多的低收入者不像高收入者那样可以依靠投资来获取收入,他们并没有投资的机会。于是,他们只能投机。尤为重要的是,在彩民中存在着想通过抽彩而发财致富的群体,他们在投机的路上寻求投资回报,结果损失了很多财富。事实上,正如有名的俘获理论所阐释的,政府在福利彩票这一公共政策上,只考虑到了“老弱残困”这一特殊群体的利益,并未考虑低收入群体尤以在彩票上下赌注者的整体利益。因而,从整个社会来说,这个政策是不公平的。

效率是指资源在配置中发挥其最大的效用,也即有效,当然这要针对一定的体制条件而言。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一资源配置过程来看,四个环节的有效才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显然,福彩是资源的分配问题。而有的学者认为,通过风险产品交易彩民效用增加,把福彩归结到交换问题上,并得出全社会成员效用增加从而社会总福利水平提高的结论,这是不合理的。收入群体(这里指彩民)中所带来的效用大。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存在纯粹的福利损失(诸如发行成本)。显然,购彩并未给他们带来效用的增加。

 

四、基于彩民理性购彩的福彩政策安排

1.提高彩票的面值,减少穷人的福利损失。提高彩票的面值,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制度。彩票的面值提高后,一方面增加了穷人的机会成本,使其在购彩时会更加慎重选择,另一方面对富人并未减少其购彩所获得的效用。在富人这一群体中,存在着“富人消费心理”———价格越高的商品越能引起他们的消费欲望,也就是炫耀消费。在购彩过程中,富人享受一种满足感和娱乐的趣味性,与穷人博取巨额财富的动机完全不同。当然,并非所有富人都偏好炫耀性消费。因而对于不同富裕程度的阶层可以安排不同的方案,原则是增加其购彩的趣味性。例如:可以设计一种“富豪风采”的彩票,面值20,提高中奖率,降低奖金额度。提高中奖率使更多的人能中奖,让更多的人享受中奖的喜悦,从而也吸引更多富人参与到抽彩中来。对于穷人,可适当提高面值到5元或者10元。面值大了,他们就会权衡是否值得舍弃等面额的钱去博取巨额财富。那么原先那些面值高于2元就不愿意购彩的穷人就不会购买彩票,从而使他们以前用于购彩支出的钱发挥更大的效用。如此看来,在上述制度下富人花费增加其获得娱乐的趣味性,穷人花费减少但其实际效用增加,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真正增进。当然,面值提高到什么水平还需要对福彩市场进行调查分析,以了解彩民的意愿。

2.实行权证交易制度,让彩票市场充分竞争。作为制订公共政策的政府,要想提高福彩的发行效率也不是不具可能性,只是需要足够的信息来进行决策,而搜寻信息是要耗费成本的。但如果让竞争性市场来发行,则只需要最少的信息实现最有效的发行效率。事实上,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政府可以放开发行权,实行权证交易制度,同时把信息公布于众,使福彩发行置于竞争性市场。对于权证交易制度下福彩市场从垄断性市场向竞争性市场转换,一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私彩问题,二则可以提高福彩的发行效率。据此,可以安排这样一种彩票权证:在权证上对发行额度、返奖比例、公益金比例和费用率作出规定,发行公司必须先出资(数目为发行额度×公益金比例)购买权证。这种权证的优点在于:第一,政府以极低的花费筹得公益基金;第二,商家为了盈利,必须降低发行成本,而更多彩票商的竞争使得商家提供给彩民的是高质量的彩票。彩票公司如若通过虚假宣传误导彩民购彩,政府就依法吊销其权证。另外,彩民若发现一家彩票公司弄虚作假就会购买其他彩票公司的彩票,这就形成了彩票业的一种“无形监督制度”。上述两点必然促使彩票公司对福彩市场进行调查分析,根据彩民意愿合理设计发行机制,提高发行效率,对彩民进行客观宣传,使得彩民对彩票慢慢有了本质性认识,从而更合理地购买彩票。当然,在权证交易制度下,必须解决好政企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寻租问题和彩票发行监督问题。权证所涉及的返奖比率、公益金比率和费用率这里不作讨论。

3.加强彩票法制化建设。市场经济同时也是法治经济。产生于市场经济环境的现代彩票业,同样需要法律的规范。世界上彩票业稳定有序地发展的国家无不都有着健全的法律体系。对于处在逐步完善阶段的我国彩票业来说,加强彩票法制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诚然,不是要政府盲目地制订《彩票法》就是为彩票业立法。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对福彩市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确实弄清哪些方面需要立法规范。例如最近风行的“彩票预测”、“学生购彩”等事件都应纳入《彩票法》所禁止的规范条例中,彩票预测是不科学的,中学生购彩危害更大。其次,法制化建设离不开对彩票法规的有效执行。执法部门没有切实执法,法规也就毫无意义。当前造假彩票、彩票诈骗案的逐年增多,也是相关部门执法不力的表现。

4.规范舆论引导。福彩作为政府面向公众发行而筹集公益资金的工具,舆论导向不可避免地会对福彩市场产生影响。不良的或是不合理的舆论导向会使彩民误入歧途。如某些电视台播出彩票走势预测节目,吸引了许多彩民,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舆论导向。首先是原则性错误,因为独立随机的摇奖是不可预测的;其次,这也助长了不法分子进行诈骗活动。因此,有关部门应依法取缔这些宣传节目,还彩票的本来面目。福利彩票正是因其公益性才得到广大公众的认可。然而,福彩也助长了许多并不富裕甚至贫困者名为公益实为投机的心态,使其在彩票面前失去理智。“老残孤困”本是社会保障体系所囊括的对象,而社会保障也只是政府公共支出的一个方面,政府必须要考虑公共支出的有效性。如果福彩完全针对“老残孤困”,那么政府福彩政策的有效性也要大打折扣。

另外,有些地方成立彩票协会,以引导彩民合理购彩。这是值得借鉴的,政府也应提倡彩协的构建。它相对于法律法规对彩票市场的规范是一种补充,却有法规所达不到的效果。

 

来源:《孝感学院学报》 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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