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流动有两重涵义，一是指垂直流动，二是指水平流动。

所谓垂直流动，最典型的就是人们地位的上升和下降。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们总是希望不断取得进步。人们的地位上升有个人努力的因素，也有社会结构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和谐社会应该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它应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上升机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市场机制为人们经济地位的上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笔者有一项全国问卷调查显示，多数被访者认为，与10年前相比、与15年前相比，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是上升了，这就是和谐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任何社会如果能够让社会中的穷人不断地变为富人，这样的社会就有无限的活力。社会学将社会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流动率偏低的社会，另一种是流动率比较高的社会。比如，贵族等级制的社会就是流动率偏低的社会，贵族是世袭的，这样的制度法规阻止着其他阶级的流入。目前，中国社会的流动率还是比较高的，根据笔者的测算父母子女两代人之间的流动率与美国的代际流动率近似，在国际上均属于流动率比较高的社会。这证明目前中国社会还是有相当活力的。当然，地位有上升就会有下降，任何社会都无法保证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实现地位上升。这样，和谐社会就提出了第二个条件，人们地位的变化应该是公平合理的，这是指社会地位变化所遵循的原则，该原则决定着人们的地位为什么会上升和下降。比如，“奖勤罚懒”的原则就是对的，反之“奖懒罚勤”的原则就是错的。在这方面，我国80年代，曾经出现过“脑体倒挂”现象，即越是简单劳动收入越高，越是复杂劳动收入越低，结果引发了很大的社会问题。而九十年代以后，“脑体正挂”了，符合了马克思说的“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的原理，这就具备了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再者，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我国的社会流动目前也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时期，即多数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有可能出现整体上升。我们知道社会流动是有规律的，群体地位的变迁主要是受到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目前，我国处在产业升级迅猛发展的时期，即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制造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以及向第四产业急速变迁的时期。体现在社会流动上，就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化为工业劳动力，在城市工业劳动力中，逐渐演变为以从事专业技术、管理、销售、办公室工作的白领为主体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变时期，会产生一个特殊的现象，即众多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会整体上升。当然，目前的整体上升主要发生在大城市里，我国一些沿海大城市出现了城市居民就业者中，白领劳动者超过蓝领劳动者的现象。职业地位是人们的首要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普遍上升是非常积极的正向指标。

所谓水平流动，在我国目前最典型的就是人口在区域之间的流动，其中比例最高的是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当然也包括城市之间流动的白领群体。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总数，低的估计也有1亿5千万人之多，其中主要是跨省的流动。要知道，这1亿5千万人不是一般的人口，而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动能力的人口。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流动人口在中国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增长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当然是推进了和谐社会的发展。

然而，巨大的城市流动人口也给城市管理提出一系列的难题：比如，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管理难度就非常大，再比如流动人口聚集社区的管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流动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关系问题、流动人口的住房与社会服务问题、农民工对于城市社区生活的适应问题、打工妹的社会保护问题等等。这些都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所以，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妥善解决由于巨大的人口流动而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从本质上看，和谐社会的最主要基础就是要实现我国各主要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关系。当前，最突出的恐怕要数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关系了。迄今为止，我国的农村人口、农民还是占了人口的多数。而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所以，鼓励社会流动，推进城市化进程，完成户籍变革，也就成为实现我国社会长治久安，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当然，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的基数太大，户籍模式的改革只能是采取渐进的方式。这就对于户籍改革分寸的把握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一方面积极推进人口的流动和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能够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使之不超过城市的承受力。

总之，实现科学有序的社会流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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